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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介和:BT模式将从月光下走到阳光下

2014-03-10 10:50:54
来源:你我贷

《环球财经》记者刘洋

对于社会公众而言,BT模式极易与传统垫资工程总承包模式相混淆。后者虽然没能在中国催生出商界领军人物,但同样深刻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面貌。然而,据此将BT模式的投资人说成是“包工头”却低估了这种模式的复杂程度,两种模式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区别。

BT模式是工程总承包企业采用的一种创新型投融资工具。这种模式下,总承包企业承担着项目投融资、建设、施工组织管理等多种职能。这些企业不但可以通过组建项目公司独立运作项目,还可以通过建立这些项目公司实现项目风险与母公司运营之间的分离,从而在锁定风险的情况下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对于合同另一方的政府,BT模式是受到认可的招商引资方式之一,这也是各地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争相采用BT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BT模式相对,垫资施工总承包仍属工程服务范畴。这种模式下,施工企业并不参与项目建设管理,其利润来源主要是通过加强合同管理和施工管理实现的成本节约,管理类角色仍将由政府或其授权部门扮演。对政府而言,垫资施工总承包不但无法保证最专业化的城市建设,其本身甚至还会触犯法规:在我国现行法规内,垫资施工总承包已经属于违规操作。

作为一种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商业模式,BT模式的操作难度也远非垫资施工总承包可比。在实践中,一些盲目追求政绩和违规透支财政的地方政府在最终回购时已经无法做到诚信,这就给投资人带来了极大的回购风险,因而也需要投资人对地方政府的信用水平和项目的商业前景有更准确的判断。其次,BT项目要求投资人必须有极强的融资能力,银行由于对投资人的授信有严格限制而无法完全保证资金的提供,投资人必须有能力拓宽融资渠道。

BT模式非一成不变。根据企业在BT项目中承担职能大小,BT模式可分为三类:二次招标型BT模式中,建筑企业要组建项目公司、完成项目投融资、委托项目监理单位并通过二次招标确定施工单位;直接施工型BT模式中,建筑企业不但会通过项目公司与政府共同委托监理单位,还会直接承担施工职能,因而可以赚得投资收益之外的工程利润;施工同体型BT模式中,施工企业在承担施工职能同时不另行设立项目公司,但建设、施工同体并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它无法办理建设审批手续,工程建设合同签订也面临操作障碍。

三种不同的方式考察的是投资人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和因地制宜的能力。更重要的是,BT、BOT和BOOT三种模式都是需要宏观视角的微观活动,投资人必须对区域经济优劣、宏观经济预期、产业上升空间、盈利能力评估等都有清晰的把握和预判。

或许,这正是严介和自信的原因。显然,在此前中国城市化进程急速而粗犷的推进中,参与者哪怕同样有着简单而粗犷的思维,也能在有时做狼奔豕突状的经济建设浪潮中攫得一朵浪花。这对出身于中文系、下海30多年后仍揣着文人理想的严介和来说,似乎过于轻松了。

“我推掉过很多项目,也劝说过很多次让地方政府放弃原来他们想开发的项目。因为没有前景。他们来找我,是想用我的智慧。外界总有言论认为我们是靠行贿来获得政府项目的,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要是有什么问题,早就被扒个底朝天了。因为我们不是行贿,是行慧。靠智慧去争取项目。”

被媒体称为“中国BT模式的开创者”的严介和,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他自称狂人,有的人视他为业界领袖,有的称其为骗子。“领子与袖子,最出头,也最容易脏。想要受得起‘领袖’的称呼,就要耐得住‘脏’。”严介和调侃道。

在今年开始的地方政府债务摸底中,BT是为严控地方政府债务,被“严打”的项目之一。但BT在过往的城市建设中的角色又无可替代。这种“夹缝”导致BT在中国一直呈现出“似白非白”的尴尬灰色。严介和所受争议,一方面与其“狂人”形象有关,一方面与产业的灰色不无关联。

本以为在政策严控下,严介和会收缩自己的BT规模。没想到的是,名片上的严介和,已经从大众熟知的“太平洋建设董事局主席”变成了“苏商建设董事局主席”。严介和介绍说,苏商建设是他目前致力打造的另一BT平台,只做百亿元以上的项目。

逆势而动的背后,是严介和对BT前景的“反常”判断:BT在中国,即将从灰色走向阳光。

在保有资源的前提下,让地方经济得到发展才是硬道理

《环球财经》:您的BT业务是从哪里开始诞生的?

严介和:我因为参与修建宿迁市府大道而开始采用BT模式。但当年,我根本不懂什么叫BT,这种商业模式在当时也没有得到认可,工程因此引起巨大争议。但我相信,创新就是违规,创造就是破坏,竞争不是同质化的而是差异化的。这个工程完成后,从上到下都极为满意,并接受了层层审核。2003年,随着四部委发布文件表示支持BT,这个模式才真正拥有了合法身份。补充一句:这条大道的质量良好,这么多年都不需要维修。

《环球财经》: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不断引起舆论关注,很多人甚至称其为中国正在面临的次贷危机。地方债务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履约率,这又与BT模式的推广关系莫大。那么,您是怎样看待今天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您对BT模式在中国城市建设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又怎样看待?

严介和:中央政府查地方负债是市场经济下的正常行为,地方的或有债务也确实就是BT。但中国经济现在发展这么快,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完全可控的。从这些争议中,我们也可以反思我们自身面临的某些局限和问题。中国现在相对发达国家还比较穷,但我们真正穷的其实不是财富本身,而是现代经济意识。负债对现代市场经济极为重要,你看现在的中国和世界,那些最具经济潜力、竞争活力的地方都是负债最重的地方。

《环球财经》:您参与建设的项目数以千计,因而必然对中国的城市建设有自己的心得。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很多城市浴火重生,看到了很多新城拔地而起,但也看到了鄂尔多斯“死城”和温州困境。这些都与城市建设干系颇深,您对此是怎样看待的?

严介和:让地方经济得到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掌握好度,城市经济要强大而不要饱和,城市环境要丰美而不丰满,城市人文要自我而不要排外,城市发展要从容而不匆忙。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很高,但生产力提升速度很低。我们的经济必须从资源投入转向生产力升级,从资源消耗转向资源利用和资源节约。这些资源是老祖宗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不是明确留给我们这一代的。我们只有探明和保管的义务,没有无节制开采的权力。倘若我们现在过度开采资源,未来是要遭到子孙后代的痛骂的,因为未来的竞争就是资源的竞争。

《环球财经》:那已经形成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解决呢?

严介和:已经发生的不要重复,很多城市都需要一个漫长的沉淀期来休养生息,这是一个自然瘦身的过程――虚胖是做加法,瘦身是做减法。我做了这么长时间项目,没有烂尾工程和豆腐渣工程。我们的每个项目只要质量有问题,责任人就算是皇亲国戚也必须下课。同时,投资人和政府也要学会和谐共生,投资人只有成就政府才能成就自己。如果一个项目不能盈利,我不但不会接手,还会跟政府解释其中原因以防止浪费,项目只有这样做才会持久创造价值。

《环球财经》:但您最近正在建设的兰州新城还是引发了舆论的广泛质疑,人们认为这个项目不但已经超出了兰州经济的承担压力,而且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

严介和:兰州老城的城市压力非常大。兰州新城利用的是国土资源部的土地指标,土地的购买和出售价格都相当低廉,这样可以令老城的压力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这是利市利民的事情,同时,兰州新城建设是把荒山变成新城,让环境重新变成绿色,让当地政府和百姓都受益很多。但舆论在这件事情上的质疑也教育了我,让我又获得了一步成长――我们不但要理解他人,还要理解别人对自己的不理解。

不解决三农问题中国就谈不上城镇化

《环球财经》: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自己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现在在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在城市化与城镇化这两个非常相近的名词中间,又有哪些不同呢?

严介和:城市化的主流是从一线城市逐渐扩展到二线和三线城市,但中国90%以上的城市是四线及以下级别的城市――中国一共有城市3000多个,但三线以上的城市一共才280多个。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根本就谈不到城镇化和现代化,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让中国真正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从大国变成强国。而解决这类问题所依靠的就是四线以下的大量城市,因为中国的一线和二线城市已经不堪重负,大城市病已经相当严重,这些城市已经无法继续承担推进中国城镇化的使命。

《环球财经》:所以,中国经济的未来和中国城镇化的未来都是典型的县域经济?

严介和: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是工业化主导城镇化,未来30年是城镇化促进产业化,中国城镇化的核心就是县域经济,城镇化的成败与否也都系于县域经济一身。谁的建设速度最快、成本最低、质量最好,谁就在经济竞争中获胜。这就是阳光下的经济。

《环球财经》:发展县域经济的难点在哪里?

严介和:以县为基础推进中国的城镇化非常难得。中国县级单位的压力非常大:这些城市面临着艰巨的发展任务,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却正在不断缩窄,它们必须寻找到符合自身需求又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建设模式。

《环球财经》:所以,您认为BT就是理想的备选方案之一?除BT外,比BT模式运作难度更大的BOT和BOOT又会有怎样的前景?

严介和:对,BT绝对是最理想的方案之一。因为这种模式下,只要找到合格的投资人,政府几乎不会承担任何风险,所有风险都由企业承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全世界都在采用这种模式:现在,长线做BOOT,中线做BOT,短线做BT,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但在中国,BT模式刚刚落地,还没有开花和结果。中国也还没有真正的BOT和BOOT,因为这两种模式的长周期特质不大适合目前的中国国情。但未来,这两种模式一定会出现而且会成为中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的主流。

未来基础建设增速会放缓,但BT的舞台会越来越大

《环球财经》:但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浪潮基本已过,您不认为BT业务会萎缩吗?

严介和:恰恰相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大潮也许会逐渐过去,增速也会逐渐放缓,但BT的舞台和空间会越来越大,因为形式主义和垄断力量会逐渐消失,市场本身的力量会迅速兴起,而BT是最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基础设施建设方式。过去几十年,BT并没有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中成为主角。不久前,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要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进而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让我看到了BT模式的阳光。未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行逐渐从月光下走到阳光下,BT的重要性将不断上升。

《环球财经》:您认为,BT模式的成功推行需要哪些外部环境条件作为支撑?

严介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法律作为依据,中国必须要依法治国。今天,我们所有人对未来的所有担忧都是来自对依法治国能否得到彻底贯彻执行的担忧。只要能做到依法治国,中国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将变得不得了。

未来全球经济的两大引擎之一就是中国的城镇化

《环球财经》:这个过程中间,是不是也伴随着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对后发城市的反哺?从您的实际经验来看,这种反哺能够实现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严介和:反哺是一定的。过去,大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四线以下城市掠夺的基础上的。因此,未来要发展好中国的县域经济就必须让大城市对四线以下城市进行反哺。反哺最好是通过有差别的财政政策倾斜来实现:不搞一刀切,越小的城市在财政上享受的优惠应该越多。

《环球财经》:您对中国能最终克服这些困难从而成功实现我们的城镇化愿景充满信心?

严介和:当然。未来几十年,全球经济有两大引擎,一个是欧美的高科技,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镇化。过去20年,我们走完了欧美国家200年才走完的历程,这证明我们国家有自己的特色。我们的内耗其实最小;我们的领导人也与国外领导人不同,他们深知短缺经济的痛苦,也明白市场经济的长处,因而也最知道改革的力量所在,这都可以帮助中国成功实现城镇化。

《环球财经》:怎么评价自己这几十年的奋斗和历练?

严介和:背会的是知识,体会的是智慧。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未来的时代是智慧改变命运;爱拼才会赢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返了,会拼才会赢的时代已经来了。奥运会拿冠军靠的是先天,残奥会拿冠军靠的是后天,我们必须不断努力才能成功,这就是天道酬勤。如果说我还能算个人物的话,我觉得要感谢两点。第一感谢的是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时代:如果没有这个伟大的时代,严介和是英雄还是狗熊,是人物还是动物,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其次,我要感谢我们的祖祖辈辈:智慧、勤奋、善良、勇敢在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之间传承才有了今天,这个民族有过失败,有过沮丧,有过耻辱,但能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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